世英是高干子弟的表率
到北京大学的第一天， 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 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 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 这没有什么。 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 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 那个报告乏味透顶， 郭世英并没有听， 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 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 一个接一个发言。 郭世英也发言了。 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 微低着头， 长发下垂， 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 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 话音很低， 有时几乎听不清， 仿佛不是在发言， 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
后来通过交谈， 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 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O一中学， 在学校里， 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 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 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 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 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 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 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 但是， 到快毕业时， 他开始反省自己， 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 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 离开一O一中后， 他进外交学院上学， 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 休学一段时间， 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 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 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 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 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 可是， 这一努力并不成功。 时过不久， 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 冲突在所难免， 内心十分痛苦。 从第二学期初开始， 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 1963年5月， 东窗事发， 他们三人被捕。 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 就离开了北大。
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 他显然喜欢我， 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 只要他在学校里， 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我们住同一寝室， 早晨一同漱洗， 一同上食堂。 去教室上课， 往返路上， 他骑自行车， 我就坐在后座上。 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 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 晚上熄灯后， 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 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
周恩来说：“世英是为我死的”
杀害世英的凶手是他班上的若干学生， 他们结集为一支仇恨的小分队， 坚持不懈地追杀一颗他们不能认同的灵魂。 从文革初期起， 这个追杀行动就没有停止过。 这几个人属于农大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 按照一种解释， 他们整郭世英是为了反周恩来， 因为当初郭的问题是周亲自处理的。 世英死后， 周恩来来到郭家， 还曾说了“世英是为我死的”这样一句痛心而又内疚的话。
那是一个星期天， 晚上我去郭家， 门卫说郭世英不在家， 不让我进去。 这是很反常的， 以往不管世英在不在家， 门卫对我都是放行的。 我只好说找郭庶英， 门卫打电话， 郭庶英出来把我接了进去。 一到内院， 我便发现全家人处在一片手足无措的惊慌中。 两天前， 也就是星期五， 世英被农大的那伙人扣押了。 那一天， 他匆匆回来过一趟， 带走了朋友们的信件， 当时只有警卫员见到他。
随后， 农大一伙人气势汹汹闯来， 向郭老和于立群要人， 又急冲冲离去。 他们大约直奔肖肖所上的中学去了， 那天她在学校里， 门房告诉她， 郭世英来过， 在校门口就被农大的学生截住了。 所知道的情况只是这一些。
第二天一早， 我奔往农大， 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乱走， 徒劳地想得到一点儿世英的音信。 我往郭家打电话， 拨了一次又一次号码， 从听筒里传出的始终是尖锐的占线信号。 傍晚， 我拉着小早去林铭述家， 林伯母开门， 瞪着失神的眼睛望着我， 说：“郭世英自杀了！”我瘫坐在床上， 头脑里一片空白， 无休止地流着眼泪。
郭世英死于1968年4月22日， 年仅26岁。 这次农大学生对他采取行动， 据说直接的导因是他给肖肖打电话时用了英语， 被同学听见， 诬他里通外国。 他必定立刻逃出了学校， 并打算携肖肖远走， 不幸被抓获。 惨剧发生在这一天清晨， 他从那间用作牢房的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下来， 落地时双臂仍被反捆着， 绳索深深地勒进皮肉。 事发后， 暴徒们通知郭老的秘书， 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 秘书带着平英和肖肖去学校处理后事。 她们看到的尸体遍体鳞伤， 手腕和足踝的勒痕处皮开肉绽。 遗体于第二天火化， 我和林铭述闻讯赶往火葬场， 途中得知火化已结束， 未能见最后一面。
是自杀还是他杀
世英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已成千古疑案。 关于事情真相的惟一证词来自凶手， 据说世英向充当看守的那个同学要水喝， 看守回来时， 他已跳楼。 从动机看， 世英也是不想死， 他曾试图逃跑就是证明。 在逃跑前， 他留下一封绝命书， 两张薄纸上写着斗大的字， 大意是说， 他一心想投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但不可能， 既然这样， 还不如去死。 这当然只是为掩护逃跑施的障眼法， 不过， 说不定正是这个失败了的小计谋害了他， 自尊心极其强烈的他决不肯给敌人留下笑柄， 于是用生命兑现了谎言。 所以， 自杀的动机也不是完全不成立。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便是他在不愿意死的时候死了。
我和林铭述再去郭家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三天。 于立群一直在哭， 边哭边喊着一些难以听辨的话。 看见我们， 她号啕大哭起来， 我听见她断断续续地诉说：“对不起你们啊， 世英就你们两个好朋友， 为什么朋友在一起就是反动小集团啊， 他们才是真正的反毛泽东思想 …… ”透过窗户， 我看见郭老独自在院子里， 正弯着腰， 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 我走出去， 帮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试盘， 他朝我默默地点一点头。 世英的卧室仍是以前的样子， 我看见书架上有两厚卷爱伦堡的《暴风雨》， 夹在其他书之间， 那是他死前一个星期向我借的。 当然， 我让一切维持原状， 直到某一天有一只不相干的手来打乱它们。 晚上， 我到客厅向于立群告别， 她仍在哭， 平英蹲在她身边， 一边给妈妈捶背， 一边仰起脸来悲切地望着我。 走在街上， 我和林铭述都默然无语。
在世英被关押期间， 郭老有一个和周恩来见面的机会， 事先打算对周说这件事。 如果他说了， 周亲自出面干预， 世英也许能够得救。 但是， 郭老看总理这样忙累， 没有忍心说， 回家后受到了于立群的情绪激动的责怪。 郭老当时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也是为了中国好……”便说不下去了。 可以想象， 接踵而来的世英的死使这位老人感到怎样的内疚。 他是极喜爱聪明活泼的世英的， 为了寄托和排遣哀情， 在几个月时间里， 他天天端坐在书桌前， 用毛笔抄写世英在农场期间的日记和家书， 亲手装订成八册， 整齐地放在自己床头的窗台上。 听肖肖和平英说到这些情况， 我不禁黯然神伤。
我一直不能接受世英已死这个事实， 无数次地梦见他。 每次梦见他， 他都仍然生龙活虎， 于是我对自己说， 原来他还活着， 可是只要这么一想， 我就立即看出他已是一个死者。 事情过去三十多年后， 我仍会做这样的梦。 在这一生中， 我梦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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