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ische Originaltexte zu Revolutionäre Jugend

IV.1 Jiang Wanru: "Guo Shiyings letzte Jahre an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Hochschule"

江畹铸： 《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

我的伤口， 我自己来舔， 不要大家为我呻吟……

当我看到记念和想到回忆郭世英的文章时， 我常想起郭世英曾经对我说过的这句话。 多年来， 我反复这样对自己重复， 除了自己的家人， 很少对别人提起过我和郭世英暂短的交往， 因为这是我永久的痛。 但是我又想起他跟我说过的另外一句话： “耗子要是得意了， 那么猫儿一定会有冤屈。” 他是用四川话说的， 那声音， 那语调， 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虽然我很小就知道这个谚语。 也许他当玩笑那么随意一说， 也许他是有感而发。 郭世英是含冤而逝的， 至今对他的死有不同的解释和猜测。 作为多少了解当时一些情况的我， 作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他的一个朋友来说， 也有责任说出一些哪怕是破碎的， 记忆错位的事情， 为至今关心他关注他的人们， 留下一些或许有价值的东西， 这样做多少也可以告慰郭世英的冤魂。 现在是时候了， 我就把沉默的窗口打开， 把我想说的都倾倒出来。

郭世英的最后几年是在北京农业大学渡过的， 时间是1965年秋到1968年4月他蒙难。 他在农大只有两年半的时间， 我有幸认识了他， 并且和他有些交往， 成为很谈得来的朋友。 我认识他确切的时间， 记不太清楚， 但肯定是1966年文革前不久， 可能就是5月， 那时我是农大一年级新生。 有一次我和同学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 我们都是四川同乡， 用四川话聊天。 正聊着， 一位我不认识的同学突然也用四川话和我们搭话。 我抬头看， 是个男同学， 颧骨较高， 眼神和爱， 岁数可能比我们都大。 我们就好奇地问： “你也是四川人？” 他说： “对头！” 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边吃边聊， 但谁也没有问他的名字。 后来， 几次吃饭的时候， 他都和我们一起围着一张桌子， 瞎聊， 知道他叫郭世英， 但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郭沫若。

一天， 我在校园里碰到他， 他笑着和我打招呼， 但用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 这让我好奇， 就问他： “你是四川人， 怎么能说这么好的普通话？” 他说： “我从小就在北京上学。” 于是我开始刨根问底了： “你老家在哪里？” 他说： “乐山。” 我对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 知道郭沫若也是乐山人， 就开玩笑问他： “哦！ 那你和郭沫若应该是本家了。” 他突然有点不自然， 说： “我们那里郭姓很多， 大概吧。” 也就这样， 我们有一答无一答聊了会儿就分手了。 虽然萍水相逢似的接触几次， 但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他对人很亲切， 很诚恳， 但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忧郁。

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出， 文革开始， 我们学校的大字报也扑天盖地。 一天我突然发现一张大字报， 郭世英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子， 让我吓了一跳， 赶紧看。 这才知道， 他是郭沫若的儿子， 这才知道他是一个叫X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当时我就蒙了。

我是凡人， 我没有什么先知先觉， 和大多数人一样， 毛主席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对文革我没有什么别的看法， 跟着大家一起折滕就是。 我也认为郭世英是反动学生， 以后千万别和他接触来往了。 （其实我和他也就是那样吃饭说过几句话， 在校园聊过几句而已。 ）

但我还是常常见到他， 在食堂或在校园。 他好像很自觉， 不再和我们同一张桌子吃饭， 独自一人手捧一个大饭盆默默在某个角落静静吃， 和谁也不打招呼。 在路上我们见面也很尴尬， 他对对我点点头， 我假装没看见， 擦身而过， 表示和他划清界线。

大串联开始， 我和几个同乡回了趟四川（我家在宜宾）， 回京时我在郑州下火车， 打算转车去看我的一位亲戚。 在极其混乱的郑州火车站， 我的钱包被偷。 不过我并不慌张， 那时串联红卫兵走到那里都吃住不要钱， 乘车也不要票。 但要找到红卫兵接待站联系吃住， 也要有一段时间， 何况经验告诉我还要大排长龙。 我肚子咕咕叫， 附近的餐馆吃饭可不是免费的。 而亲戚家在许昌， 一时也到不了， 再说人多， 根本挤不上火车。 我有点犯愁， 坐在站前广场的街沿上发楞。 我这人特别没主意， 尤其一个人在外。

“这不是……梅， 什么梅？” 突然有人走到我面前这么问我。 我一抬头， 见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低头看着我。 我看他既面熟又生疏， 有点警惕。 我站起来， 望着他那张黑黢黢的脸， 那双眼睛是真诚和蔼的， 这是？ 哦， 是郭世英！ 怎么这个样子？ 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心里问， 嘴里说： “怎么是你呀？” 他笑了笑： “你一个人？” 我点点头。 他又问： “同学们呢？” 我说， 就我一个人， 正在想办法去亲戚家呢。 他哦了一声， 说： “那我就走了。” 此时， 我倒也管不了他是反动学生的身份， 叫住他： “你怎么到郑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要饭了？” 他把一个提包丢在地上大笑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大笑， 笑得非常天真。 他说： “虽然我是那个， 但但串联给我的机遇还要利用一下。 我想到黄泛区农场看望我的朋友。 火车只到郑州， 正想找去那边的火车呢。” 他还告诉我， 文革开始， 班里的人就拿他过不去， 但行动还算自由。 现在大家都串联， 顾不上他了， 他就趁机跑了出来。

这时我也就不客气了， 想问他借点粮票和几块钱。 他知道我的钱包被偷， 还没吃饭， 就说： “我也没吃饭， 走！ 填饱肚子再说。” 我有点犹豫， 但还是跟着他走进一家肮脏的饭馆吃了碗面。 饭后， 他掏出几斤粮票还有十块钱， 塞到我手里： “一人在外要注意安全。 我不会难为你， 省得被我连累。” 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 我突然觉得我在他面前是那样的渺小， 那样的不是个东西， 于是我也站起来， 和他一起走出饭馆。 我什么也不顾地问他： “你去哪儿？ 不管我啦？ ！” 我那根 “阶级斗争的弦” 再也无法绷紧。 他站住， 望着我说： “我要赶火车， 去洛阳那边，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去看朋友。” 我说： “我刚从那边过来， 全乱套了， 往西开的火车都开不动了， 车厢里满是红卫兵， 火车趴在铁轨上不动。” 听我这么说， 他显得很沮丧的样子， 一脸无奈。 他想了想说： “先找地方住下来再说吧。” 也只好如此， 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感到孤独的恐惧， 就跟着郭世英去找住处。 在革命师生串联接待站， 我们排了很久的队， 终于在天黑以前稀里糊图到一家工厂的招待所住下。

晚饭后， 我们从食堂出来， 郭世英问我， 要不要出去走走？ 我说也好， 就这样我们无目的地走向大街。 开始我们也没什么话， 走着走着话就多了起来。 郭世英似乎很长时间没人和他聊天， 在他眼里， 看来我还是比较单纯的， 于是他也就打开了话匣子。 时间过去了整整40年， 在那个特殊的时刻， 在那个特殊环境， 和他这位特殊的人交谈（农大极少有高干子弟， 而我过去又从来没有接触过他那样的人）， 他那特别有磁性（借用现在的术语）的谈吐， 让我毕生难忘。 我把那次我们的交谈大致整理了一下， 时间过去那么久， 我们当时聊天的原话肯定不能重现， 但意思是不会错的， 可我不想用那个 “” （引号）， 因为引号内的， 常被认为是是原话。

他问我， 是否看过批判他的大字报， 有什么看法？ 我老实地告诉他， 看过， 但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全是那个X， 他告诉我。

这个我知道， 大字报揭露的， 我说， X代表赫鲁晓夫， 说你们学苏修， 鼓吹修正主义。

不是！ 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 很愤怒， 很激动。 他说， 虽然我现在认为我们几个同学当时的做法， 当时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可这和赫鲁晓夫挨不上边。

我问， 那X是什么意思？

他说， 学过代数吧？ 未知数的符号。 我们几个同学， 探讨未知。 世界上未知的东西太多了， 探索这个X没有错吧？ 我们太天真了， 有些东西是不能探索的。

我问， 那你说怎么错了？

他所问非所答地说， 揭发我的大字报， 都是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写的， 说我是X反革命集团的， 哪有这回事？ 其实就我们几个原来的中学同学在一起， 写点文章、 诗、 杂文什么的， 相互传着看， 就这么简单。 怎么集团了， 还反革命了？ 当然我们写的那些东西， 不值一提， 都应该一把火烧掉。 因为我认为， 我们当时文章所流露和表达的是和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

我希望他具体谈谈。

他说， 我过去有一个观点， 我强调个性的存在价值， 强调独立的人格。 我曾经对人说过， “生应为人杰” 。 我写过一篇小说， 主人公是我思想的化身， 他在黑暗中挣扎和奋斗， 解救被罪恶吞食的人们的灵魂， 可笑吧？ 你以为你是谁了?救世主？ 后来我到河南农场， 和土地庄稼在一起， 思想彻底改变了。 人的思想要和生我养我的土地贴近， 不能像星光那样悬在天上可望而不可及。

我问， 我听说你原来在北大学哲学， 怎么到农大来了。

他说， 这是我自己最后做的选择， 就是想从天上回到地上， 不仅思想而且自身。 他反问我， 你怎么学兽医了， 这不适合女孩子的。

我叹了口气说， 没办法， 谁让我填志愿时稀里糊图填了个北京农业大学这个系呢？ 不过也好， 来北京了。 学了半个学期， 发现系里还真是藏龙卧虎， 有很多有名的教授。 我特别爱遗传学， 以后我一定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这里X太多了。

他立刻说， 别X了。 谈点别的， 知道孟德尔吗？

我说， 知道， 不就是那个奥地利神父， 唯心主义遗传学的奠基人吗？ 那是和米丘林学说完全不同的。

他笑了， 说， 看来还真懂点。 不过什么事都不可绝对， 我们可以就两个学说做探讨了， 这是我们的共同兴趣。 我学植物， 你学动物， 其实本质一样。 孟德尔不一定错， 米丘林未必对。

我吃了一惊， 说， 苏联是修正主义， 可我觉得米丘林学说还是对的。

他说， 我也没全盘否定， 但我更信孟德尔学说， 他是神父， 但他创立的遗传学说不能说是唯心的。 于是他开始对比孟德尔和米丘林， 听他慢慢道来， 我觉得讲的还真的有道理。

我说， 那我很想看看关于孟德尔学说的书， 好像很难找。

他说， 等回北京我可以借给你几本。 其实你们系就有遗传学领域的权威， 可以请教他们。

我说， 他们早被批倒批臭了。

他叹了口气， 没再说什么。

话题又回到X。

我问， 大字报还说， 你们要偷越国境， 有这事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告诉我， 也不是像大字报所说的那样。 他说， 那个所谓的X一共就四个人， 都是中学的同班同学。 上大学后， 各奔东西， 不过谈得来， 就又常在一起了。 我从来也没想到什么出国， 但另外几人有这个意思， 但没有行动。 他们特别想了解国外的情况， 说想出国， 又口无遮拦， 结果有人告密， 我们就犯事了了。

我问， 那怎么处理你们的？

他说， 情况不同， 分别处理的。 一位女同学不久就放了， 两个男同学劳改， 到现还没有出来。 我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接受改造， 这次串联出来， 我就是要到那里看看。

后来我们聊起了文革， 给我总的印象是他对毛主席发动的这场革命非常拥护。 他把这场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做了个比较， 他说法国大革命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最激烈、 影响最广泛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它不仅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而且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统治， 并为以后各国的革命树立了榜样， 因而具有世界意义。 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建国以来最激烈、 影响最广泛的一次革命运动， 它挖掘掉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最后的思想根基， 开创了无产阶级真正一统天下的新纪元， 绝对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他特别强调铲除封建主义， 特别强调铲除封建主义， 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问他， 据说现在山东的孔府被砸了个稀巴烂， 这个四旧破得对不对？

他说， 砸就砸了吧， 虽然可惜， 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们又聊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幅有名的对联。 我对这幅对联非常反感， 问他怎么看。

他说， 太没意思了， 这还值得讨论？ 出身怎么能决定人的一生？ 照这么说， 历史还能进步？ ！ 荒唐！ 从对联他又聊到 “联动” 。 他说 “联动” 的性质和满清的 “八旗子弟” 一样， 自以为血统高贵， 骨子里完全一个封建主义。 这才叫 “打着红旗反红旗” ， 没有好下场。

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 （那时， 遇罗克的《出身论》我们还没有看到， 但郭世英和后来的《出身论》主要的观点是一致的。

就这样我们边走边聊， 非常随意， 我开始的拘束已经坦荡无存， 我觉得他不仅健谈而且思想很敏锐。 我不再认为他是一个如大字报所说的反动学生， 恰恰相反， 他是一位有思想， 有理想的青年， 比我身边同学的素质高多了， 我开始对他产生亲和感， 很愿意听他给我 “摆龙门阵” ， 虽然话题并非轻松。

那天晚上， 我们回到招待所， 各自休息不提。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往火车站， 还算幸运， 在郭世英的帮助下， 我终于爬上了南去的火车。 他要往洛阳方面走， 站在月台上向车厢内的我招招手， 就匆匆转身离去， 消失在人群里。

我们再次见面又隔了几个月， 是1967年的春节以后， 在农大的校园。 那天我正埋头走路， 突然听人在我后面喊我的名字， 我回头， 就看见郭世英很狡猾地笑着望着我。 我挺高兴， 问他郑州一别后的情况。 他说， 到农场看望朋友后， 又骑自行车南下， 到了武汉等地。 自行车坏了， 就步行串联， 后来又回到农场呆了些日子。 他问我什么时候从河南回北京的。 我告诉他， 离开许昌我也没回北京， 我也南下， 到韶山、 广州、 桂林等地玩了一圈才回北京。 走着聊着， 恰好到男生宿舍。 他让我等他一会儿， 跑着钻进宿舍楼。 很快他又钻出来， 手里拿着几本书， 递给我。 他说， 这是几本有关遗传学的书， 拿去看吧。 我拿过来看， 有方宗熙写的《生命的进化》和《普通遗传学》， 还有吴仲贤翻译的《生统遗传学》。 我这才想起那次我们在郑州聊天时， 聊到什么孟德尔和米丘林， 他说回北京要找几本有关的书给我看。 我没当回事， 以为他说说而已， 而郭世英一直记在心间。 拿着书， 我觉得很惭愧， 很感激他， 但没有说出口。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很认真， 对人很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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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2)
2007-12-0413:36

1967年， 郭世英是否离开过北京， 我不很清楚。 我6月回过宜宾一个月， 目睹了在那里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其它时间都在北京， 我常在校园里和郭世英相遇。 我开始称他为大郭， 他则叫我小梅， 因为我的名字中有一个梅字。 后来有意或无意我称他大哥， 他叫我小妹， 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巧合。 因为在四川话里， 大郭和大哥， 小梅和小妹的发音是相同的， 彼此称呼，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我只想说， 我们回北京再见面后， 我觉得他真像一位大哥， 见到他就有一种亲切感。 而他也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也不懂， 听话的小妹。 我们常在一起聊天， 如果说我们郑州那次不期而遇， 彼此都不了解， 他对我说的那些多少有些谨慎， 或有言不由衷的内容。 现在（指1967年以后）我们就自然而无拘束， 因此我认为这才是郭世英的心声。 因为很随意， 他就告诉我，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比他小好几岁。 我曾希望他什么时候带他的女友过来和我见见面， 他说， 顺其自然吧。 他还说， 作为他的女朋友， 一是需要为她付出， 二是她必须有足够的勇气， 缺一不可。 而作为他的朋友， 只有他的付出， 而不必让他们为他烦恼。 我没有弄懂， 他说这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聊天时他还说过， 他上演的是一场悲剧， 高中是他的悲剧的序幕， 北大是他的悲剧的正剧， 也许悲剧将在农大落幕。 我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也没有很好地解释， 但我隐隐约约感到他心里被难以拨开的黑云笼罩着。 不过， 他也断断续续和我聊到他在中学和北大的经历， 说实在应该是心历。

他说， 初中他在北京四中， 毕业他没有考好， 落榜了， 在家里玩了一年。 1958年考到北京101中， 大学他先是在国际关系学院， 62年转到北大哲学系。 101中的同学单纯、 北大的同学沉闷而农大的同班同学冷漠。 单纯可爱， 沉闷可悲， 而冷漠最可怕！ 高中， 非常完整的三年。 同学们都没有心眼， 相互之间从不猜疑。 我要求上进， 也得到回报。 但我心里真正追求的和学校（其实反映的就是国家）倡导的有矛盾， 这让我痛苦， 而这种痛苦在高中毕业后达到顶点， 以至让我神经衰弱得无法学习。 我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让心里的矛盾转化为理论的探索， 就转到了北大的哲学系。 谁料这个新的环境就像 “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 让我非常失望。 同学中也有几个有思想的， 但火焰各自燃烧， 甚至我烧你， 你烧我。 只有和原来中学的几个同学在一起， 我才感到我们的火可以和他们燃成一炬， 当然我们思想的野火很快就被扑灭了。 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肉体的磨练， 我终于明白我们过去的荒唐和幼稚。 本来我不打算再上学， 就在农村呆下去， 但还是来这里了。 既然这样， 我下定决心， 要好好学习， 从此与过去的我决裂， 但同班同学没有一个理解我， 我想回到单纯也不可能了， 但我相信将来会好的。

上面我写的， 不是他和我某次聊天的记录， 而是很多次交谈后， 我留下的总体印象。 我认为他的内心很痛苦， 又没有办法发泄， 多少和我聊了些。 我相信他也一定和他的其他朋友敞开过心扉， 两者之间是否有相通之处， 我认为会有。

1967年， 老实讲农大还算比较平静。 各派之间不断地打派仗， 我早习以为常。 我的出身不好， 造反派对我这样出身的都避而远之， 我只好当一个 “逍摇派” 。 这在运动初期很难堪， 无可奈何。 可到了67年下半年， 我发现 “逍遥” 的人越来越多， 真的成为一个 “派” ， 也就心安理得了。 “逍遥派” 圈子里的人， 不问 “政治” ， 有谈恋爱的、 有做毛主席像章的、 有打毛衣的、 有养公鸡抽鸡血打针的， 更有人长期不在学校， 真不知逍遥到何处去了。 我没有怎么走动， 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 除了看郭世英借我的遗传学方面的书外， 我还看小说。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被人砸了， 流落在外不少 “封资修” 的小说， 我也弄到几本。 那时大张旗鼓在宿舍或什么地方看， 也没人管， 人都忙着到外地支持造反派去了， 留校的人有兴趣的在斗嘴， 没兴趣的各干各的， 这种特别自由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年底。

郭世英被东方红总部勒令不得离开北京， 随时听候批判， 但对他的约束并不很紧， 他可以跑回家， 我们见面聊天也没有人管。

我看过冯骥才写的一本书---文革经历者的心灵档案， 《一百个人的十年》。 我在下面要讲的有关郭世英的一件事， 其情节和冯骥才书中的第一个故事《拾纸救夫》有些相似。 我要详尽叙述的原因是， 通过这件事， 我感受到郭世英心灵中异常完美的一个侧面。

有一天晚上， 天气很热， 我正在宿舍里看书， 一位同学进来告诉我说， 有人在楼外找我。 我跑出去一看， 是郭世英， 他身旁还有一个人， 是个女孩， 也就15、 6岁， 很疲惫的样子， 他招呼我跟他们走。 我跟着他们到花圃旁， 找了个地方坐下， 他指着女孩对我说， 你能不能让她在你那里住一两天。 我问， 她是谁呀？ 他说， 她是从湖南湘潭来的， 你叫？ 那孩子说， 我叫罗湘漪。 郭世英说， 说起来话长， 慢慢告诉你。 我说， 没有问题， 我们宿舍有空床。 郭世英说， 那好。 我还要再回趟家， 小罗你帮我照顾好， 我后天一定回来。 又对小罗说， 你放心好啦， 她是我小妹， 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 说完掏出些饭票给我， 就匆匆消失在夜幕里。

当晚我安排小罗休息， 小罗太累了， 很快就睡着。 第二天， 我才有机会听小罗原原本本说事情的由来。

小罗说， 我父亲是湘潭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 那个地方砸四旧， 破封资修， 连手表都不放过。 父亲有一块老牌的欧米伽手表， 造反派让他交出来， 他舍不得， 就对学校的造反派头头说， 手表又不是封资修的东西， 毛主席也有手表。 那头头说， 你污蔑伟大领袖， 你拿出证据出来。 父亲就说，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 郭沫若见毛主席没有手表， 就把他手腕上的手表摘了下来送给了毛主席。 那头头一听， 就给父亲一个大嘴巴。 命令喽罗们把父亲抓了起来， 说你罪上加罪， 我们伟大的领袖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 你造谣！ 你反对毛主席！ 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 我父亲说， 那是我从报纸上看到的， 没造谣。 头头让父亲拿出报来， 可他到哪里去找， 就这样天天拷打， 关着不放。 我实在没有办法， 就偷偷扒火车到了北京， 想找郭沫若， 救父亲出来。 到北京， 我还真的打听到了郭沫若的住所， 昨天我就到那里门口站着， 想怎么才能进去。 恰好， 你大哥从门里出来， 我不顾一切， 哭着对他说， 我要见郭沫若。 大哥让我别哭， 问怎么回事？ 听我说完， 他告诉我， 手表的事他知道， 确有此事。 不过要拿出证据， 也要给他点时间。 于是他带我到外面吃了饭， 先送我到大姐你这里安顿下来。 她问我， 那大哥是谁呀？ 这么好。 我说， 他就是郭老的儿子。 小罗一听就大哭起来， 说她父亲有救了， 我安慰小罗说， 肯定有救的， 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

郭世英是第三天的中午回到学校的， 他见到我们后， 拿出两张照片， 是两张旧报纸的照片（我忘了是 “新华日报” 还是 “大公报” 或是当年别的什么报了）。 其中一张是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当天的报道， 另一张照片刊有毛主席在重庆活动的轶事。 郭世英指着第二张照片对小罗说， 你看这里就刊登了你爸爸说的那件事。 我们仔细看， 就是郭沫若送给毛主席手表的报道。 郭世英把这张照片翻过来， 在照片的背后有两行漂亮的毛笔字， 是郭沫若的亲笔。 郭世英说， 我昨天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报纸， 请馆里的朋友拍了这两张照片， 请他马上冲洗出来。 回家后， 我把小罗父亲的事对我父亲讲了一下， 我父亲很感慨， 在照片后写了几句话， 再次确认他送毛主席手表一事的真实性。 郭世英把照片装进一个信封里， 交给小罗， 又拿出一张火车票和十几块钱塞到小罗手里说， 这是今天晚上回长沙的车票， 事不宜迟， 我们不留你了， 赶快回去救你爸爸， 有什么问题给我们写信。 他让我把我的通讯地址给小罗， 在小罗感谢的嚎啕大哭声中， 我含泪给小罗留下了地址， 抬头看郭世英， 他脸颊上也挂着两行泪。

当晚， 我和郭世英送小罗到北京站， 望着小罗乘坐的火车离开我们才走。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对郭世英说， 这回你和你父亲可帮小罗大忙了。 他说， 我只是做了些我力所能及的事， 这对我来说不是很难， 但对小罗来说可真是天大的难事。 有句话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 我总记在心里， 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 其实这次小罗 “千里救父” 才是应该传诵的千古佳话， 我被她感动得两天都没有睡好。 罗湘漪， 多么美的名字， 多好的小姑娘，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们坐在公共汽车上沉默地望着外面， 望着外面那沉沉的夜， 没有再说话。

（勇敢的小姑娘罗湘漪后来给我来了信， 她感谢郭老和郭世英， 说郭世英给他的照片和郭老的亲笔， 帮了大忙， 让他父亲得以解脱……

几天后， 郭世英见到我， 他还想着小罗的事。 他说， 我估计像小罗爸爸这样的倒霉的事情各地都有。 我真希望有那么一天， 要找什么资料只是举手之劳。 不仅能让很多人免于无妄之灾， 更能方便我们大众。 看来我应该改学图书馆管理专业， 这个类似索引的学问太重要了。 他又说， 现在我们就可以做点事， 我想编一本《鲁迅语录》， 像编《毛主席语录》那样， 每一章专门选录一个题材。 还可以编一部《鲁迅著作索引》， 如把鲁迅文章中凡是写桑树的， 凡是提到嫦娥的， 都找出来， 分门别类， 这样人们要找鲁迅哪篇文章哪句话， 不就非常简单了吗？ 他想马上着手这两件事， 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干？ 我当然愿意。 他说， 我还要找几个朋友一起来做， 这种工作可以分头进行， 最后汇总就行了。

那个时候， 除毛主席的著作外， 最容易找到的书就是鲁迅的著作。 郭世英给我布置任务了， 他让我把鲁迅论 “青年” 、 论 “国防文学” 等几个专题的话都找出来， 抄在他给我准备的卡片上。 他还让我想想， 如何编《鲁迅著作索引》， 在他看来这是比编语录更大的事。 我很认真地编《鲁迅语录》， 前前后后我弄了近一个月， 抄了厚厚一摞卡片， 交给郭世英去汇总。 我告诉郭世英， 要编索引， 看来非常困难， 不是几个月， 也不是几个人就可以做的。 他也说， 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考虑和实践， 我也觉得这事太难。 一个鲁迅就这么难， 要是想把譬如 “鲁迅” 这个名字， 从浩如烟海的图书里都找出来， 按我们现在的做法， 根本办不到。 也许未来科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会有一种办法， 我盼着。

电脑科技的发展， 网络工程的问世， 现在郭世英的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 但他没有盼到。 当我把郭世英的名字输入到Google里、 打入 “百度” 中， 不到一秒钟有关 “郭世英” 的条目就跃出， 分别有14， 500条和17， 300条之多！ 这时我感觉世英大哥又回到我旁边， 无言地望着他自己的名字， 啊！ 我的愿望实现了， 他心里一定这样在想。

我现在马上就要写到郭世英的最后日子。 这是我最难和最不愿意再去回忆和触及的。 人生最残酷的不过如此， 当我以发抖的手敲击键盘时， 请原谅我会激动而出现的语无伦次。 也不要嫌我啰嗦， 因为郭世英的遇难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我要让人们从农大这个社会的一角， 看到那个年代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相对的 “好时光” 到了1968年就不再。 学校的形势变得很紧张，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 批斗臭老九的声势一日高过一日。 我们这些 “逍遥派” 已经不敢再逍遥， 每天都要参加各种没完没了的， 由学校里、 系里或班里造反派头头组织的批判斗争大会和小会， 曾经宣嚷一阵的 “复课闹革命” ， 只有 “革命” ， 再听不到 “复课” 的声音了。 打人的事经常发生， 不断有什么人被打死或什么人自杀的消息传出。 大概是2月份， 学校的工会副主席安铁志， 实在不能忍受折磨， 从关押他的教室逃出， 爬上大烟筒顶部， 跳了下来， 成为当年我听说的学校第一个殉难者。 我还亲眼目睹了他们的一次施暴过程。 有一次， 我想到学校外面办什么事， 刚走到校门， 就看见几个戴红袖标的人， 抡着皮带抽打一位中年人。 一面打， 一面还大声骂： “打死你这个狗特务！ 让你跑！ 让你跑！” 那人很快就被抽得躺在地上， 浑身是血， 不再动弹， 死活不得而知。

我想郭世英的处境一定也非常危险。 每次见到他， 我都要叮嘱他要特别小心， 自己保护好自己。 他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他可能有某种预感， 免不了一场大难， 我们交谈不再轻松。 4月初的一天， 他告诉我， 他们班的造反派命令他， 不许乱说乱动， 只许老老实实呆在学校， 准备随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他说， 什么革命群众， 就是他们那一帮人。 我很担心地问他， 他们不是还想翻你的老账吧？ 他说， 看来他们是想从我的老问题开刀， 另有图谋。 你没有看大字报说吗？ 是谁胆敢把X反革命集团的那些人， 特别是我就这么不痛不痒处理了？ 要揪出包庇我们的人。 我问， 哪你怎么办？ 他说， 听天由命吧！ 小妹， 你记不记得， 我曾经跟你说过， 农大是我这场悲剧的落幕。 我的意思是说物极必反， 我相信悲剧落幕后， 我会和你们一样的人， 真正成为一个有知识的新农民， 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农大好像很早就成立了革委会， （至于1968年4月以前是否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我已经记不很清楚了）革委会掌管学校的大权， 学校的斗批改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的事， 都是由革委会布置。 我听说当时掌管农业口的是姚文元， 而王力、 关锋、 戚本禹那几个文革干将亲自抓农大的运动。 我现在想， 这些人几次接见农大革委会的负责人， 是否曾经说起郭世英的事？ 是否暗示过他们， 要从X这个案子处理入手， 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所以革委会和他们系里的那些人才有恃无恐， 拿鸡毛当令箭， 猖狂之极。 我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郭世英就是在4月初在我们那次聊天时， 提过 “郝爸爸” 和 “郝妈妈” 两个人， 说他不知道以后再见到 “郝爸爸” 和 “郝妈妈” ， 说些什么才对得起他们。 我没有问他， “郝爸爸” 和 “郝妈妈” 是谁， 但两个很奇怪的称呼困惑我多年， 我一直以为是两位职位很高的领导， 但我又想不起有什么姓郝的高级干部。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 我曾把 “郝爸爸” 和 “郝妈妈” 分别或单独输入 “百度” 和Google查询， 但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条目。 而我从周国平的《岁月和性情》一书中看到有这样一句： “世英死后， 周恩来来到郭家， 还曾说了， 世英是为我死的， 这样一句痛心而内疚的话。” 各种资料也表明， 周总理确实曾经关注和参与处理X这个案件。 那么农大的那帮人当年对郭世英下毒手， 真正的目的是否就是奉姚文元等人的暗示， 针对周总理的呢？ 郭世英说过的那个 “郝爸爸” 和 “郝妈妈” 是否就是指周总理和邓颖超呢？ 我希望我的猜测能够得到证实。

4月中旬， 我们系的副教授刘书芹被关了起来， 连夜毒打审讯， 要他交待问题。 打人的事， 都是那些造反派的中坚份子亲手干， 不让外人看的。 事后， 他们把刘书芹送到我们住的5号楼的地下室， 把我叫来， 命令我给刘老师的伤口上药， 给他吃消炎药。 还说， 这是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 不能让他死了。 每天当我面对遍体鳞伤的刘老师， 我难受极了， 心里愤怒地咒骂那些混蛋。 我更担心郭世英， 千万别落到这些人的手里， 他们就是法西斯！

一天， 我到校医务室， 为刘老师拿药， 取些处理外伤的纱布药棉。 在排队取药的时候， 我听前面两个人很小声地说， 我们把郭世英那小子抓了回来， 晚一步他就投敌叛国跑了。 还说， 正在审问， 他嘴硬得很……我一听， 头嗡的一声， 眼睛一黑差点摔倒， 扶着墙， 强作镇静， 想继续听他们说。 他们似乎发现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就不再说什么。 我最怕的最担心的事， 到底发生了。

我走出医务室， 坐在医务室的台基上发呆， 脑子一片空白。 我说过， 我遇事特别没有主意， 就这样不知坐了多久，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我想， 最重要的是赶快搞清楚郭世英现在被关在哪里？ 设法和他见见面。 我站起来， 在宿舍区， 在教学区还有校园到处乱转， 希望能发现点关押郭世英的线索。 我还跟踪了他们班的人， 可是没有结果。 看来， 这次他们对郭世英采取的行动是有计划安排缜密的， 很可能就是校革委会一些人组织的。 如果真是那样， 郭世英现在的状况就更糟糕了。

那时农大校园的许多建筑物包括家属宿舍， 都关押着众多所谓的牛鬼蛇神， 和称为反革命分子的无辜群众。 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和自杀， 看管得相当严， 要想从中找到郭世英， 谈何容易！ 我个人看来没有这个能力了， 我想起一个老乡， 他也姓郭， 畜牧系的饲养员， 出身好运动积极， 被系里三结合到革委会里了。 从我平时对他的了解， 他还算有良心， 看不惯那些打人折磨人的造反派的行为。 我对老郭说，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抓了， 我想见见他， 问能不能帮忙。 老郭问了问情况， 犹豫了一会儿说， 我想想办法， 我不知道这事， 要先打听他被关在哪里。 他让我等他的消息， 晚上在食堂门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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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英在农大的最后岁月(3)
2007-12-0413:36

离开老郭那里， 我回到宿舍， 心乱如麻。 我站在窗前望着外面。 学校里的扩音喇叭一天到晚都在声嘶力竭广播， 不是说什么斗批改形势一派大好， 就是牛鬼蛇神你们听着等等那些千篇一律的吼叫， 天黑了也不停止。 我六神无主， 什么事都做不了， 干脆还是到食堂门口等老郭去。

我到食堂门口， 在那里等了好久， 总算把老郭盼来了。 我焦急地问怎么样？ 老郭说， 他打听到前天和昨天郭世英先是被关在教学楼里， 今天下午又转移了， 具体什么地方他不清楚。 原来郭世英已经被他们抓来有两天了， 如果不是在校医室偶然听说，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问老郭， 郭世英有没有挨打？ 老郭说， 怎么没有？ ！ 他说， 虽然我没有见到郭世英， 但听他们透露说， 怎么打他， 他都不说话。 老郭这么一说， 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老郭说， 别哭呀！ 哭管什么用， 我都见不到他， 你也别去找他了。 你说他是郭沫若的儿子， 你不如去找郭老， 没准会有救。 听老郭这么， 我想起了可敬的小姑娘罗湘漪。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向小罗那样？ 我应该去郭老家， 把消息告诉他呀！ 会有救的。 我谢过老郭， 忙回宿舍取些钱， 准备进城。

谁知这时来人， 催我去地下室给刘老师换药， 我这一天， 昏昏沉沉的， 只想到郭世英， 把刘老师给忘了， 我匆忙到地下室。 看到刘老师的伤口又多了几处， 旧的伤还化了浓。 我心里一边骂那帮家伙， 一边骂我自己， 我没有来及时给刘老师吃药和换药。 我这是怎么啦？ 郭世英和刘老师都是受难者， 我不应该顾此失彼。 我静下心来， 为刘老师处理了伤口。 我求监视我们的那个同学， 你们就手下留情吧， 再这样折磨下去， 他可就危险了。 那同学看没有别人， 就悄悄对我说， 我没有打他， 我也恨他们， 但他们就是不放过他呀。 我坐在刘老师身边， 见刘老师双眼紧闭， 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 突然， 我听刘老师轻轻地问我： “几点钟了？” 我没有手表， 看守我们的同学说， 12点都过了。 刘老师又问： “今天几号？” 我说： “4月21号， 哦， 应该是22号了。” 1968年的4月22日， 那一早一晚将要发生的两件事， 让这个日子铭心刻骨！

刘老师再没有说话， 好像睡着了。 我回到宿舍， 不知道时间， 只知道太晚了， 根本没有公共汽车， 只好等一早再进城， 去郭老家。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起床之后就是一阵疯狂。 天一亮， 大喇叭先是高声播放那个神圣的乐曲。 随后， 全校师生， 包括家属在内（专政的对象除外， 据说他们在被关押的地点， 有一套专为他们设计的， 早晚向伟大领袖请罪的程序）， 必须列队到指定的地点， 面向东方， 或面向伟大领袖和他亲密战友的画像做 “早请示” ， 要高呼 “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 凡三次， 要高声念《语录》好几段， 还要跳从东北才引进不久的 “忠字舞” 数节。 这样的一套程序走完， 半个小时过去了。

人们散去， 我急急忙忙就往校门口走。 就在这时， 我发现许多人往6号楼那边跑， 隐隐约约听说， 有人跳楼了。 我没有随人群拥向6号楼， 一则， 我有要事进城。 再则， 这种事从2月份安铁志自杀开始， 几乎隔几天就会发生， 不是我麻木， 而是不忍， 不忍去看， 也不忍去听。 早上乘车的人多， 又是星期一， 我在公共汽车站耐心等着。 这时就听新到的， 一位来等车的人说， 刚才又有人跳楼了， 听说是郭沫若的儿子。 郭沫若的儿子！ 我一听顿时傻了， 脑子一片空白， 在那里一动不动站着。 车来了， 大家蜂拥上车。 车走了， 车站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忘了我是怎么回到学校了， 也忘了我是怎么把脚步移到6号楼的。 楼外还有许多人， 七嘴八舌低声议论着。 从人们的低语中， 我知道就是刚才， 大约还不到半小时， 郭世英遇难了。 大郭， 我的大哥， 他走了， 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不敢走过去， 不敢再往前看。 我分开人群， 走回自己的宿舍。 宿舍里空无一人， 我把我自己包在被子里， 放声痛哭。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 想起我们最后的那次见面， 他告诉我， 他最大的愿望是将来当一个有知识的农民。 这个愿望不很宏伟， 也不浪漫， 但很现实。 是他从苦难的经历中最终自己选择的， 他为什么要放弃？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 虽然他最后在农大的日子非常险恶， 像是要越过激流。 但他见到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 就跳上去， 见到另一块， 再跨上去。 他就这样涉足， 已经快到彼岸， 他为什么要跳到水里去？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 他的女友在等他， 他的父亲和母亲在等他， 他的兄弟姐妹在等他， 他的朋友包括我这个小妹也在等他。 他曾经告诉过我， 他的弟弟去年的死， 给他的父母造成巨大的悲痛， 他的生命对他的父母来说， 有多么重要， 难道他会自己去结束它吗？

我不相信他会自杀！ 面对那帮恶棍和匪徒， 他有思想准备， 他对我说过， 听天由命吧！ 我想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就是被他们折磨死， 他也要维护他做人的尊严和为人的道德准则。

我在痛哭一场后， 揭开被子。 我对自己说， 不行， 我得出去， 我要尽可能了解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要不就晚了。

我走出我住的5号楼， 看到还有人围在6号楼周围， 有些好像是警车的车辆停在楼前， 有人守在那里不让人们走近。 我走来走去， 打算通过群众的议论， 发现目击者。 但虽然议论纷纷， 我始终没有听到一个有价值的声音。

我又回到宿舍， 同寝室的几个同学也在说着对面楼里今天发生的惨剧， 大家心里都不好受， 尽管除了我之外， 别的同学都和郭世英没有什么交往。 这时一位同学说： “我们楼上畜牧系的一个同学亲眼见到郭世英从楼上掉下来……” 我马上问： “谁看到的？” 那同学说： “就是那个领我们每天跳忠字舞的同学。” 那位同学我知道， 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 不过不清楚名字。 于是我上楼， 在四楼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同学， 她姓李。 我直截了当问： “听说你看到了郭世英坠楼的过程， 是怎么回事？” 她也很爽快， 说： “不是我亲眼见到的， 我当时不是在领舞吗？ 刚结束， 我们在楼侧怎么能看到？ 是她。” 小李指着旁边另一位女生继续说： “她是我中学同学， 现在在航空学院（或化工学院， 我记不很清）， 昨天来的， 晚上就住这里了， 她看到的。” 我就请那位外校的同学谈谈经过。 肯定她已经不止一次向同学们说过， 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

她说： “今天一早， 你们都去早请示， 我是校外的， 没下楼。 广播那么响， 我也睡不了啦， 起来望着窗外梳头， 面对的就是那座楼。” 她用手指了指， 知道她指的就是6号楼， 和这座5号楼外形结构都一样。

她继续: “我正梳着， 突然看见对面楼靠左边一点有个人往下掉， 肯定是人， 头朝下， 一下子就砸在地上， 发出很沉闷的响声， 因为下面有树挡着， 我没有看见砸在地上的样子。 我吓坏了， 下意识往上找， 就看四楼窗子开着， ”

她让我看那个窗口， 那窗口和我们现在的位置一样高， 稍斜向我们， 还是敞开着的。 她说： “别的楼层没有开窗的， 那开着的窗口里有两个人影， 那么一晃就没了。”

我急忙问： “确实有人影？”

她说； “没错！ 本来我以为人是从楼顶上掉下来的， 我眼睛那么一扫上去， 就看那扇开着的窗里人影一晃， 一晃就没了。 肯定那人就是从那窗口掉下来的。 是里面的人给他推下来的， 还是他跳下来的， 我没看到。 整个过程也就二、 三秒钟的样子， 吓死我了。”

旁边小李这时说话了： “我当时随着人群往出事的地点跑， 还没到那里， 有同学跌跌撞撞逆人群往回跑， 拉着我就走， 说太惨了， 太惨了， 别去看了。 我问她， 谁呀？ 掉下来的？ 她用手捂着嘴说不知道， 不知道， 手还反绑着的， 不说了， 不说了。”

我又问了一些情况， 走下楼再回到自己的寝室， 零零碎碎的画面在我的脑子里晃动， 让我欲哭无泪。

一般来说， 女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较男生差， 我就是这样， 我无法冷静地把同学们说的和自己看到的很好联系起来， 对郭世英的死因做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判断。 多是从郭世英的个性上肯定他不可能自杀， 而是被害， 但又理不出一个头绪。

一天下来， 我不知道怎么过去的， 除了郭世英的形象在脑子里忽闪忽现外， 就记得我还要给刘老师上药， 别忘了。 我一天哪儿都没去， 晚上我像往常一样， 去地下室。 可今天很异常， 有人把守下去的门， 让我回去。 我争辩说， 是你们让我来给刘老师上药的， 怎么变了。 他不听我解释， 说让你回， 你就回， 哪有那么多话！

我只好回宿舍， 心里想着刘老师， 要是今天不换药， 他伤口肯定会恶化。 我这一天身心俱疲， 迷迷糊糊躺在床上。 也不知何时， 就听耳边有人说， 又死人了， 刘老师自杀了！ 我以为是做梦， 一下坐了起来。 睁眼看， 是同学在床边。 我急忙问： “谁？ 刘老师， 刘书芹？” 她点点头。

1968年4月22日， 我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天！ 我不能再写了。

后记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 我也沉默了这么多年。 这几年， 关于郭世英的回忆文章又多了起来， 我想原因之一是， 人们在新的时代发现了郭世英生命闪光的价值。 我仔细阅读了我所能看到的有关文章， 也很关注由郭世英和X事件引发的官司。 郭世英的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人。 我现在回想一下， 郭世英在我一生中的位置， 不能说重要得影响了我的一生， 但他是让我最怀念的人。 我们有过近两年的交往， 那么多年过去， 他的音容宛在， 可见他人格的魅力。 我后来从事了遗传学的科研， 这多少也是受到郭世英的影响。 而他对我说过的：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这句话， 也成为我为人处世的一个原则。

我一直耿耿於怀的是郭世英的死， 他死得蹊跷。 说他是自杀的， 我认为根本不可能。 面对强加于他的 “自绝于人民” 的结论， 我愤怒， 但我当时只能以沉默来面对那颗 “霸道和强权的钢印” 。 现在， 我已经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 多年的科研实践， 我的逻辑思考能力比以前强了许多。 我冷静地思考， 把那天听到、 看到的一切综合起来， 我敢肯定， 郭世英的死， 是谋杀而不是自杀。

我是这样推断的： 那位北航（或北化）同学看到郭世英坠楼瞬间， 四楼窗口有两个人影一晃就消失，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如果郭世英是自杀， 当时的屋内会有两种可能， 一是宿舍除郭世英外无人， 郭世英跳了下来， 这样窗口不可能看到人影。 如果有人影， 也是事情发生后， 看守者发现， 跑到窗口， 往下观察， 而这个过程再快， 也要几秒钟， 而不可能是在出事的瞬间。 二是有人， 郭世英往下跳， 看守的人会立刻跑到窗口， 去拉他， 但没有拉住， 郭世英跳下去了。 他们会很惊慌地站在窗前， 往楼下张望。 这个过程怎么说， 同样也会持续几秒钟， 然后他们才会掉头往楼下跑， 而不可能一晃即消失， 这不符合常理。 这两种假设的情况都没有出现， 那么肯定郭世英就不是自杀。 逻辑的自然推理就非常简单了， 郭世英是他杀， 是窗口后的人， 起码两个人， 他们把郭世英抬上窗口， 然后把他推下去。 为什么两个人一晃即消失， 唯一的解释是， 他们怕人看见， 因为他们是杀人犯！

再来分析郭世英是否自己爬上窗口， 跳下去的。 我以为根本不可能。 郭世英的手被反绑着， 这不仅小李的同学看到了， 各种文章也都提到了。 反绑着的人， 即使是身体很强健， 在没有别人的帮助的情况下， 也不可能 “升起来” ， 升到一米多高的窗口处， 还能再用反绑的手拔开插销。 试想， 这时他身体的位置在何处？ 虽然我没有去那个房间， 不过这几座楼的结构都一样， 那窗台只有几厘米宽， 他能在上面稳住吗？ 更何况郭世英浑身是伤， 三天的拷打折磨已经让他奄奄一息， 也正如一些文章写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要完成几个高难动作才有可能从窗口载下去。 他又不是超人。 而我更以为那天早晨， 他们又对郭世英毒打， 或者把他打死了， 或者打得他只剩下了一口气。 他们到底还是心虚， 就把他从窗口推了出去， 造成自杀的样子， 逃避罪责。

最后来看那些暴徒绑架郭世英的目的， 说他是想投敌叛国， 这是抓他的借口。 真正的目的是想撬开郭世英的嘴， 得到他们想要达到的抓幕后 “包庇者” 的不可告人的阴谋。 如果目的达到了， 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爆炸性的新闻满天飞， 可是后来并没有这方面的什么新闻出现。 可见郭世英在他们面前不屑开口（我在郭世英遇害的前一天， 在校医室听到两人对话， 他们说郭世英嘴硬得很， 什么都不说， 就是证明）， 或根本不谈他们想要的， 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最终， 恼羞成怒将他害死。 这在现在看， 是不可思议的， 而在那个年代， 尤其在农大， 不到一年就被迫害死了30多人的那个角落， 草菅人命， 太常见了， 怎么他们就不会对郭世英下毒手呢？ ！

最后我想对残害郭世英的那几个人说几句话：

你们现在在哪里？ 或许你们可能已经退休， 在儿孙的身边逸养天年；或许你们还在发挥余热， 在田边、 还在实验室老眼昏花用放大镜观察你们培育的新的作物。 这些我都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你们活得心安理得， 是吗？ 你们生活过得很有滋味， 是吗？ 你们难道从来不做恶梦吗？ 你们的良知（如果有的话）从来没有被咒语唤醒过吗？ 你们可以说， 我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 够了， 我已经听够了！ 一切想逃脱自己罪责的诬陷者、 打手、 刽子手等等像你们这样的卑鄙小人， 现在无不用这同一说辞为自己解脱和申辩， 没有用的！ 不是文革中所有的人都和你们一样， 你们毕竟是 “一小撮” 。 你们这 “一小撮” ， 传承着的是文明的负一万次方的卑劣。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历史上的那些酷吏的影子， 看到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时， 那台下晃动着的特务的影子。 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 人们还会继续争论下去， 因为争论有价值。 但你们！ 任何时代、 任何国家， 你们都是要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北岛说得好：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 正因为你们是卑鄙者， 你们在那个时代才获得了一张张让卑鄙横行的通行证， 别人无此 “特权” 。

那么 “我们就死定了？” 你们也许会这样说。 现在早已经不是那个你们曾经对人吼过的： “踏上一万只脚， 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的时代了。 你们还是有获得宽恕可能的。 具体说， 要是你们真正对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所忏悔， 唯一的方式就是痛苦地站起来， 把郭世英遇害的真相说出来， 尽管我已经认定郭世英就是你们杀死的。 现在再没有 “大师傅” 来做调查组的组长（1978年， 郭沫若去世后， 依于立群女士的要求， 农大成立了一个调查组， 想调查郭世英死的真相。 组长是位政治上可靠而专业上一窍不通的食堂大师傅， 可以想象会调查出什么结果。 ）， 你们的罪行也已经不会再受法律的制裁， 只有道德的法庭对你们的灵魂进行审判。 而那句早已经不合时宜的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政策， 对道德法庭来说还是适用的。 怎么样， 你们有胆量吗？ 我等着。

郭世英走了， 他留下的是他高尚人格的身影， 在我心中， 他是永恒的。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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