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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58年， 我为了住校， 从北京四中转到育才中学。 正好赶上大跃进， 当然钢也炼了， 试验田也挖了。 这时候 “文化大跃进” 开始了。
当时我们班负责 “写百首诗， 画五十张画” 的是陈乃云， 她家就住在学校旁边。 我和她一起写大标语的美术字和画壁画时， 她动员我好好多写诗。 当时我就趁机要她借我诗集看。 她很热情， 回家把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拿来借给我。 她对我的鼓励， 对我在 “育才” 很快成了 “诗人” 大有关系。
陈乃云后来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 但她不知道我们曾经组织过 “太阳纵队” 。 因为她是又看画、 又弹琴的好学生， 我们也去她家看画册， 听音乐。 她父母都是 “人民日报” 的编辑， 她是有头脑的好孩子。 我们不会吓着她， 没提过组织的事儿。 后来， 也认识了她妹妹三反， 也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李银河。 那时候， 我们就喜欢谈抽象的东西， 也许是青春所致， 也许是文学所致。
在育才中学， 很快我写了不少诗。 虽然也读了莱蒙托夫、 普希金等人的作品， 最喜欢的还是马雅可夫斯基。 喜欢他未来派的幻想， 喜欢他铿锵有力的节奏。
一次在全校的 “赛诗会” 上， 我朗诵了在当时算别具一格的长短句： 像雪崩／像山洪／积极地有力地快速地／滚动着历史的巨轮／这是谁？ ／我们！ ／青春的象征／革命的先锋……
结果， 在学校大大出了风头， 我正少年气盛， 锋芒毕露， 一群群比我们低几年的小学生， 一见到我， 就尾随而来， 一块儿喊： 这是谁？ ／我们！ ／青春的象征……其中最活跃的是牟小白（即牟敦白）后来， 他卷入了 “X诗社” 和 “太阳纵队” 。 他们班另一个最不活跃的孩子， 对这些浑然不觉， 正琢磨着如何争得自己的生存位置， 这就是马波——老鬼。 那时他在练武。
教导主任白桂森老师， 可能是根据上边的精神， 说我这首诗有思想问题， 是青年主义。 根本没提党和主席， 也没提三面红旗。
我委屈地自我辩驳；列宁肯定的马雅可夫斯基， 好些诗也没提那些， 这又不是写社论。
我又正好看了当时的苏联电影《诗人》， 觉得诗人必然是反叛的， 再看马雅可夫斯基的自传和别人写的传记， 觉得诗人必然是受苦的。 其实， 根本没想到那苦会有多深， 我是否可以承受。 那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就自找苦吃。
我就认为自己是反对官僚和小市民的诗人， 和同道者张久兴、 甘露林， 骇世惊俗地剃成光头， 学老马的样子， 穿件俄式军棉衣， 腰里勒一根电线。 每天早晨在育才图书馆前的小松林里， 狂背老马的诗， 成为育才中学的一大怪人。
在学校的校会上我多次被批评。 当然， 他们也是有道理的， 觉得这是青春期的骚乱和躁动。 好在我们光写诗、 背诗， 没打架寻衅， 校方勉强容忍了我们。
我依然在秘密写诗， 一般不出来乱念了。 甘露林当时比我还是老实一些， 他似乎是负责壁报的出版。 甘露林的父亲是甘重斗， 是当时的内务部副部长。
甘露林问我对壁报的意见， 我直言不讳， 认为全是一片歌舞升平， 有什么意思？ 应该出讽刺性的， 提出问题的， 儆省众生的。 他大为赞同。 于是， 我们就合作出一期 “黄蜂” ， 和 “牛虹” 的意思一样。
壁报只轰动了一天， 第二天被勒令取下。 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室。 白主任第一次暴跳如雷， 现在平心而论， 那时 “反右” 刚刚过去一年， 他真是为我们的前途担忧。
他说： “你们如果再大一岁， 在高中， 早就够当右派了。 你的诗是针对谁？ 你的漫画为什么矛头指向团员？ 还画两只小狗打架？ 太恶毒了。 还签上‘狼狼’两个字， 你想吃谁？” 他休息一下， 又中肯地说： “回去问问你们爸爸， 这样下去会是什么结果？”
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有多严重， 但知道白主任没有开玩笑。 我们全蔫了， 那时才十四岁。 但也都没敢回家问爸爸， 别添乱了。 第一次明白——那是禁止的游戏。
二
1959年， 我上一O一中学。 和军校一样， 穿铜扣制服， 戴大檐帽， 当时在北京算是准军校了。 最流行的读物是《红肩章》、 《船长与大尉》、 《军校学生的幸福》。 那时， 我努力学规矩， 没敢提自己的 “犯规诗” ， 间或写应合之作。 在全校大会上朗诵老马的诗：
我要像狼一样
吃掉官僚主义
证明文件
我瞧不起
任何公文纸片子
全滚他妈地去！
借别人的诗呐喊， 是趁机发泄， 也算是一种勇敢。 那胆子来源于我那时刚刚开始暗恋着一位优雅的女生——张美君， 她无论在哪儿一出现， 哪儿就光芒四射。
那时， 蔡元元是话剧团团长， 我算是副团长。 为纪念鲁迅， 我和张美君导演话剧《祝福》， 又辛苦又愉快， 难忘的合作。 在排练和演出中， 在后台和郭世英开聊。 那时他主演《过客》。 本来， 由于我的不逊， 最讨厌他老爹——郭沫若。 可他本人不错， 爽朗、 大方、 聪明， 而且也喜欢诗。 一点儿也不像他爹。 当时， 他比我高一年， 我很佩服他， 他也写诗。 我觉得找到了同道。
两三年后， 我在北海冰场上， 遇见刚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牟小白， 他告诉我， “X诗社” 的事情被发现了之后， 参与者全体被捕了。 当时小白惊魂未定。 我请他到我家来， 当时他紧张到要看每扇门后面有没有人。 甚至怀疑我和公安局有关系。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正常起来。 那时， 我还笑他十年怕井绳。
其实， 他没有错， 没有四年， “文革” 中郭世英就自杀了。 我不能相信， 但他的确是死了， 只因为爱诗， 爱用自己的脑袋想事。 后来， 也有确切的消息： 他是被打死的。 当时， 他是被捆在椅子上， 是背着椅子跳楼的。 总之， 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真是一种脆弱的动物。
三
1960年， 张久兴读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 学法语、 弹吉他、 唱歌、 读诗、 写诗、 画画。
他固执而热情， 浓眉大眼， 嘴唇绷成一条线。 五短身材， 练一身钢铁肌肉。 他从不服输， 任何事情， 他都想做成 “最好” 的。 人们叫他 “小拿破仑” 。 诗如其人， 很有冲击力。
在他的动员下， 我从一O一中转到外院附中。 如果不转学， 可能就不会有 “太阳纵队” 。 因为外语学院附中管得没那么严。 尤其是在 “困难时期” ， 人肚子一饿， 精神就宽松了， 当局没精力管那么多。
一开始， 主要是我和张久兴两个人在秘密写诗。 当时的直接原因， 是张久兴爱上了在实验中学读书的陈乃云。 每天到放学时分， 我们俩就在校门口等候， 因为陈乃云正好骑车从这里路过。 且不论恋爱故事是否成功， 但至少张久兴一下子变成了多产诗人。 让我望尘莫及。 可见激情出诗人。 很快， 我们周围吸引了一群文学爱好者。
张新华是我在一O一中的同学， 本来比我低一班， 在我休学一年以后， 我们同班了。 张久兴反而比我们高一班。 张新华父亲是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的副校长， 是个爱文的军人。 张新华也爱写爱画， 一沾艺术就疯， 在外语附中曾经因吃完了全月饭票， 而不得不躺在床上吃伊拉克蜜枣酱。 我把半个月饭票给了他， 请病假回家。 好在我家人口多， 可以混过去半个月。
张新华竟在这年头非要画油画不可， 让人哭笑不得。 他对朋友真是两肋插刀。
于植信， 多愁善感， 一手漂亮字， 一口漂亮法语。 我们还胡乱穿衣的时候， 他已经雪白挺刮衬衫， 毛蓝布的贴身长裤。 所以， 人们叫他 “奥里维尔” ——《约翰·克里斯朵夫》里面的苍白小生。
天天他皱着著名的眉头， 念一些法文名诗， 波德莱尔什么的。 他也写一点， 还翻译一首中文诗为法文。 他主要兴趣当时似乎不在创作， 而在于一种诗的氛围。 人们说他脚不沾地。
张振州， 薛宝饮外型。 父亲是大提琴教授， 在月光歌舞团时期， 和王人美一起拼搏。 所以后来， 王人美成了张振州的姑姑。 她内心细腻厚道， 口碑一直极佳。 王人美晚年， 她为王人美尽心尽力， 周围人都对她的孝心感动备至。 但他们不知道， 她年轻时写过许多优美感伤的散文诗。 谁能了解年轻时的她？
杨孝敏， 学者型的女生， 学习成绩一直拔尖。 敏感而略显紧张， 好写点东西， 也似乎过于认真， 过于激动， 当时粗枝大叶的我们， 觉得她有 “过犹不及” 的毛病。
董沙贝， 黑瘦黑瘦， 一身运动家似的腱子肉。 他从小和我住在一个院子里， 那就是黄永玉写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而他和我又同年， 又是隔壁。 从小就在院子里一起画画， 搞壁报。 他本来动员我和他一起去美院附中， 我都去了一次。 但后来张久兴的热情， 和美院附中的教导主任说要另考， 我就来了这边。 沙口大为失望。 不过， 这个阶段， 他经常来我们这边， 他当时就画些现代派油画， 那时是相当超前了， 只能自己秘密地画。 尤其他父亲董希文又在改那张《开国大典》， 每过一个阶段， 总要刮掉一两个人。 那会儿可能是刮掉彭德怀吧。
沙贝喜欢滑冰， 喜好宗教和神秘主义。 那时就会讲政治笑话。 他的幽默属于蔫逗， 但关键时刻往往出语惊人。
张润峰， 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 脑子快， 模仿力极强， 记忆力超群。 但毛病也较多， 其他几个人都或多或少不愿意他参加我们的活动。 后来， 有人批评我领袖欲强， 只要投奔于我， 阿狗阿猫也都收留。 其实， 我当时读了他的一首叙事诗， 写得很有灵气， 也很感人。 我觉得他毛病再多， 也还是才子， 别人说： “那诗准是抄来的， 为什么再也没有更好的作品了？” 我也困惑， 但我们当时看了可以找到的各种诗， 但没见过原型。 至今我也不太清楚。
四
当时， 我们这些人多半是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 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 不甚了解， 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 而且， 在学校里也不屑去争权夺利， 别人别干涉我们的文学游戏就行了。 这沙龙的成长是在困难时期完成的。 我们这个沙龙的形成， 有两位不能不提。
第一位是我母亲陈布文， 她和我们沙龙的每个人都见过。 与其中几位都经常长坐恳谈。 她自己年轻时， 就给《论语》、 《宇宙风》写稿， 给《扶轮日报》撰文。 解放后， 也给《人民文学》写小说， 给《新观察》写散文或报导。 但始终觉得无法畅所欲言， 希望在我们这一代。 当时， 她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 和许多文学青年成为朋友。 周末， 我家里经常挤满她的学生。 想来， 后来张明明对我的帮助， 多半是看我母亲的面上。
她亲手帮我、 张久兴、 杨孝敏改诗， 改文。 也在读书上常给我们忠告。 我们这一时期的沙龙活动， 她差不多都参加了。 只是， 她不知道后来我们要搞组织。 当时， 我们沙龙许多人读书， 都是向她借书。 除了文学名著， 我家还有一些书是她自己精选的， 比如《冰岛渔夫》、 《伊尔的美神》等在当时没有出版， 这是解放前的旧版， 都是她保存下来的。
此外， 她还奇迹般地保存差不多全套的《论语》、 《宇宙风》、 《太白》、 《小说日报》等30年代的文艺月刊。 这些书是我们的一大泉源。
第二位是作家海默， 当时， 他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去劳改了一段时间， 由于劳动沉重和严重营养不良而半身麻痹， 被同意回京治病。 我家的诗歌晚会， 他差不多都参加了。 当时不愿惹麻烦， 就说他是我家的三叔。 因为他也姓张， 所以顺理成章。 沙龙里的年轻人只知道我家有个有趣的三叔。 他富于激情， 出口成章， 而且非常幽默， 你想那年头在北京还有多少这种人物？ 所以很快他就成了中心人物。
张久兴后来也到海默家去， 和他谈他自己的诗作， 后来的蒋定粤也常去他家， 谈文学、 生活之类。 但多数人直到后来许久， 才知道他是谁。
在 “太阳纵队” 圈子内， 人们不无调侃地说我是 “精神领袖” ， 而真正的精神上的导师， 无疑是上述二位了。
五
我们的 “精神资源” ， 可以说是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是书籍， 除了上述家藏的书之外， 海默家的藏书， 也是我们争相阅读的 “资源” 。 比如雷马克的《凯旋门》、 《流亡者》， 巴尔扎克的《刚巴拉》等都是罕见的解放前版本。 《基督山恩仇记》更是国内当时绝对见不到的。
再者， 当时我父亲有北京图书馆的内部借书证， 可以借许多当时中国的禁书， 像《十日谈》、 《地粮》等。 同时， 我父亲也买了许多后来被称之为黄皮书和灰皮书， 这才读到了《麦田守望者》、 《在路上》、 《向上爬》、 《愤怒的回头》等作品， 我拿《愤怒的回头》到学校， 热情推崇， 从头到尾读给朋友们听。 那时虽然也喜欢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 阿克萧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等， 总之， 读遍了当地的 “内部图书” ， 但最喜欢也最受震憾的还是《麦田守望者》和《在路上》。
当时狂热到这样程度， 有人把《麦田守望者》全书抄下， 我也抄了半本， 当红模子练手。 董沙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在路上》。 那时居然觉得， 他们的精神境界的和我们最相近。
那时， 我们读书、 谈书成了主要话题。 所以搜寻书刊也是重要活动。 外语学院附中， 离琉璃厂最近。 下了课， 我们流连在旧书店。 在这里， 我买到了《美国现代诗选》， 也第一次读到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 让一保尔·萨特是上大学后才从内部书中读到他的作品， 那是后话了。
第二是画册， 前面讲过陈乃云家的俄罗斯画册， 而我家有从欧洲尤其是从法国带回来的画册。 我们也常去图书馆看各国可以阅览的画册， 也去参观有限的各种画展。
国画欣赏的机会更多， 我们就住在琉璃厂旁边。
第三是电影， 当时引进了一批外国电影， 至今来看水平也不低， 那种西方幽默， 给我们震动很大。 卓别林的《淘金记》。 《凡尔杜先生》、 《城市之光》等， 都是这时开始内部放映。 而公开放映的英国影片《一个士兵的经历》、 《鬼魂西行》， 德国的《神童》、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古堡幽灵》， 西班牙的《影子部队》， 法国电影《红与黑》、 《她在黑夜中》， 奥地利影片《冰上的梦》在北京家喻户晓， 我们都看了很多遍， 张润峰差不多能背下来全部台词。
可见， 在困难时期前后， “人们饿瘦了躯体， 养壮了灵魂。”
在这样状况下， 我们沙龙的人， 都创作欲极强， 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 光在小圈子里比试， 觉得很不过隐。 还想大展鸿图。
但陈乃云比较面对现实， 有一次来我家参加诗歌晚会， 完后， 她诚恳地对我说： “还是要注意些， 不然会有麻烦。” 我听了根本没放在心上。
六
我曾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当时在中国， 在那样的环境， 对写诗、 搞文学的可能危险性， 也有所察觉， 但怎么还那么 “胆大包天” 呢？
可能， 我们那一圈人， 从小就住在寄宿学校， 对社会基本毫无了解。 自己头脑中的社会和外在世界都是从文学中演化出来的幻象。 而且， 初生之犊没见过真虎， 当然没有畏虎的心态。
我母亲和海默在言谈话语中， 对官僚的蔑视， 对文化界党棍的鄙视， 直言不讳， 我从小就耳濡目染。 例如说： 周扬是一脸死人白。 当时周扬如日当空。 原来在延安， 把我父母打成特务会议的主持人， 就是周扬。 我母亲不怕汇报， 当时不只一次告诉我们说： 当年爸爸被拖到台上之后， 李江（另一个原来在北京的艺术家）上台去揭发说： 张仃是特务， 是发展他参加特务组织的联络人。 歌唱家杜士甲跳到台上去， 说： 周扬同志， 张仃要是特务， 割下我的脑袋！ 周扬慢条斯理地说： 杜士甲同志， 你的脑袋值几个钱？ 第二天杜士甲也被抓成特务了， 他气疯了， 在回去的路上， 趁看管人不在意， 纵身跳到路边的井里。 未料到， 是个枯井， 摔得鼻青脸肿……
这样的故事， 我听得多了。 年少气盛， 不但不怕， 反而觉得， 搞艺术的人就得有这么个气魄。 恰好身边又有海默这么个榜样。 我就觉得为艺术， 冒风险算得了什么？ 认为当艺术家就是叛逆， 一点儿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也在朋友中讲这些故事。 基本的意思是， 状元当不了艺术家， 艺术家也不屑去当状元。
那个阶段， 我们写诗、 画画， 和现在的状况很不相同。 因为那时候， 我们很清楚， 自己的东西， 不但不合潮流， 甚至相左， 根本没有发表的可能性。 所以， 不可能在可预计的未来被社会承认。 另一方面， 也绝不可能用这些作品去卖钱。 当时社会不允许， 我们也没有这个概念。 只是想当艺术家， 这个 “无冕皇帝” 的头衔， 足以使我们自得其乐。
我们这样的选择， 我母亲很支持。 这也许是因为我家男孩子有五个， 实在让人心烦。 有一个想 “为艺术而艺术” ， 也算是一种调剂吧。 另一方面， 母亲从小就喜欢文艺， 始终未能如愿。 所以， 也许她对我有些期许。
母亲常常告诉我， 艺术家就是叫化子， 问我是否甘心如此， 那时候， 我已经看过《梵高传》、 《米开朗进罗传》等等， 心里有了一个价值标准， 恨不得自己再穷困潦倒些才好。 最后， 母亲劝我好好学门手艺， 以谋食粮， 譬如理发等等。
七
1962年， 当我们这伙人心气最盛的时候， 正好来了一个施展的机会。 当时母亲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 该校有一群诗歌爱好者。 学生会主席张绪曼来我家， 和我母亲商量举办一个大型诗歌朗诵会。 我正好在家， 就一起商量， 我们和他们联合举行， 上半场朗诵名著， 下半场读自己的。
我们这些人很兴奋， 每个人都认真地准备。 杨孝敏准备普希金的《致大海》， 她又请来一位女生， 蒋定粤——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来助阵。 两道剑眉， 果然是将门虎女。 人们说她像西班牙女郎。
那天至少来了百十口子， 座无虚席， 后面也站满了人。 我们这伙中学生虎虎生气， 尤其下半场， 张久兴朗诵了 “马式风格” 的一组短诗， 尖锐幽默， 使人耳目一新。 张新华也朗诵了自己的诗作， 但他在下面谈笑风生， 一上台有些紧张， 可能是他不如张久兴那样自信。 我全文朗诵了长诗《燃烧的心》， 实在太长了， 居然大家坚持听完， 然后掌声雷动。 其实， 大学生也是年轻人， 和我们差不多。 他们也兴奋不已， 工艺美院的黄传伟、 张鸿宾都跑到前面来， 和我们接着交谈。 张明明是后来才发文讲述这件事的， 当时她并不在场。
我在诗的结尾说： 我们——太阳纵队！
董沙贝平时说话不多， 但一激动起来， 比我们还疯。 散会时， 已经半夜了， 人们沿着马路往我们家走， 边走边兴奋地交谈。 我们不只以为 “震” 了大学生， 因为诗只有与读者直接见面， 朗诵给他们听， 看看到底能不能撞击别人的心灵。 因为这以前我们只是在沙龙范围内， 自我欣赏， 到底有没有点真东西？ 心里还是没底。 这第一炮打响了， 使我们信心倍增。
沙贝突然兴奋地大叫： “咱们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阳纵队’！” 一句话， 把谈话中的火花， 变成熊熊火光了。 七嘴八舌， 如何活动， 如何自己动手刻钢板， 自己印刷， 等等， 一系列的计划。 那天人太多了， 有一半人留在我家继续聊了一夜， 另一半人在大街上遛了一夜。
可见， 那会儿， 我们爱诗、 爱艺术到了半疯状态。 那会儿， 真是没想到政治的阴影将会多么沉重。 我们又不想当官儿， 政治和诗有什么干系？
八
“太阳纵队” 的确开过一次正式的成立大会， 那是在老北师大的莜庄楼。 在一间腾空的教室里， 下午斜阳， 懒懒照在墙上。 那是1962年底或1963年初。 参加的人有： 张久兴、 张新华、 董沙贝、 于植信、 张振州、 杨孝敏、 张润峰和我。 由我起草了章程。 那时， 还是太年轻， 我在章程开始， 直率地说： 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 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 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云云。 那时， 我哪里知道， 当时文人们失去灵感、 失去灵气的原因和苦衷。
我们打算至少每个月搞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 每次每个人必须有新作品问世， 墙上挂画， 诗人们朗诵作品。 然后， 切磋研讨， 慢慢形成艺术强力集团， 最终会被社会承认。
在那个阶段我写了长诗《燃烧的心》、 独幕剧《对话》、 电影剧本《孔雀石》和一本短诗集， 其中自己比较满意的是《鸽子》。 我也画了《丹柯》、 《随梦录》等画作。
张久兴那时的主要作品都是短诗， 张新华也是。
后来加人的牟敦白作品比较多， 有诗、 有文， 也有画作。
我的这些作品的风格显然受洛尔迪、 艾吕雅的诗影响较大。 喜欢用比喻、 象征， 也喜欢用颜色来装饰。 我画的画， 在那时受蒲菲和其他后期印象派画家的影响。
当然， 用语言来描述原来作品的风格， 就很难贴切。 原来在写 “太阳纵队” 一文时， 以为作品已经全部散失了。 这次回到北京， 才听说这几年来， 有许多有心人已经开始整理和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了。 他们也收集到一些我的短诗。
早几年， 我们沙龙后来加入者， 甘恢理打算出一本我们这个沙龙参加者的作品集。 据说材料已经收集不少了， 可他突然病逝， 使那些资料就下落不明了。 至少， 我不知道会在哪里。
九
郭世英的沙龙X诗社成立， 那时他正在北大哲学系读书。 据说由于他们想去法国， 被破获， 全数被捕。 消息很快传开， 我们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组织活动， 只是同人来往而已， 化整为零。 所谓： 凛冽冬风百草散。
1963年， 我们沙龙人员也发生了变化。 张久兴参军走了， 成了坦克兵， 而于植信因为要去法国留学被发现， 被送去天堂河农场 “组织劳动” 。 秋天， 我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 同班有一O一中的同学巫鸿， 他和我当时在文学艺术方面都很谈得来， 他也通过我认识了沙龙中的各位朋友， 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个年龄的人都很重视难得的友情， 那时我们就成了铁哥们儿。 我们也都写东西， 也画画、 摄影， 志趣相投。 又同时爱上了蒋家的女孩子， 我追蒋定粤， 他追妹妹蒋定穗。 她们家的大哥蒋建国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生， 搞版画、 摄影， 二哥蒋之翘写古诗， 蒋庆渝写新诗， 小弟蒋庆宁也一心想写小说。 那一段时间， 他们家成了这阶段的沙龙。
1964年至1965年， 地下沙龙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的朋友袁运生的毕业创作《水乡的回忆》， 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观的产物。 在官方权威杂志《美术》登了这张画， 准备批判。 学校里马上剑拔弩张， 这幅巨幅油画搬出藏画楼， 堆在乒乓球室， 准备大批。
袁运生、 丁绍光、 张士彦三个叛逆型画家， 和我们都是铁哥们儿。 当时袁运生已经去了吉林， 还不知道大祸临头。
我和吴尔鹿、 于植信、 蒋定粤分别商量， 怎么救哥们儿一把。 我忽发奇想， 偷走它！ 失去了靶子就无从批判了。 我那时真喜欢那张画。 我决定独立行动。 趁美院团员大会之际， 校园里没人， 我潜人学校体育馆， 从画框上割下那张画， 卷成一卷， 极为惊险地混出学校。
当那张画铺满了我家客厅的地板， 吴尔鹿跑来欣赏。 我大汗淋漓， 一面为老袁高兴， 一面为自己独行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机关为此到美院 “做案现场” ， 做为政治案件处理。 气氛紧张， 没人怀疑过我。
哥们儿纷纷来欣赏那张画， 对我的邪大胆五体投地。 蒋定粤以女性的现实精神告诫我： 当局一旦获悉， 这一条就能判你。 对此， 我是毫不在乎。 我相信都是铁哥们儿。
十
当时， 沙龙人员也在流动中， 一次在***集合准备到文化宫去活动时， 董沙贝和吴尔鹿骑车过来告辞， 说他们不去了。 事后才知道， 人们当时已经觉得， 我的领袖欲太强， 老想当 “精神领袖” 。 所以， 就会使同龄人心理上不舒服。 那时有人已经给了我四个字—— “不可一世” 。 可见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 真不知天高地厚， 人生艰险。 其实我天生对人热情。 那时， 一方面我年少气盛， 也无所谓。 另一方面， 也照顾不同的人面， 所以沙龙也只好分散活动了。 你总不可能让人人都能互相容忍。
在那一阶段， 主要活动除了上述的蒋家沙龙， 还有其他的活动地点， 特别是在一个不愿写他姓名的朋友家， 那时我们是好朋友。 他家的沙龙主要去的人有李昌元、 朝增兴、 巫鸿， 吴尔鹿只去过一两次， 后因和他不和而不去了。 他家除了有大量的灰皮书、 黄皮书， 还有最新的西方音乐唱片。 后来， 也是在他家” 听了 “披头四” ， 我们开始迷上了现代音乐。
一天在他家吃午饭， 我们放着德国现代歌剧唱片。 他父亲进来， 脸色就不太好看。 我那时居然没注意到。 等放完一面， 本应该赶紧换一张古典的。 我却拿自己不当外人， 又放那另一面。 老天！
那年头儿， 现代音乐就是反动音乐。 我真是个不顾后果的祸头子。
他们老两口儿诚恳地找我谈话， 给我亮出了黄牌。 他们当然怕我影响他们的孩子， 同时也担心我这样下去非常危险。 当时， 我很耐心听他们的劝说， 心里却觉得他们多虑。 后来回想， 他们是有预感的， 他们对残酷的政治比我们清楚。 对政治斗争， 也有长远与深刻的记忆。
初生之犊， 哪儿听得懂？ 另一个活动地点是在阜外大街一片楼里。 郭世英一案里， 最年轻的一个牟小白， 最早被放了出来。 就跑来找我， 自然而然， 他就成了我们沙龙的新人。
他家成了另个活动地点， 也有时候去王东白家、 去甘恢理家， 后来又认识了郭大勋、 郭路生。 我们经常聚会， 玩秘密写诗、 画画， 游戏， 喝酒。 没有钱， 只能喝廉价酒。 下酒菜往往是咸菜， 或生拌大白菜。 有一次董沙贝带来个青萝卜， 用铅笔刀削了削， 大家觉得别有风味。 他还会把萝卜雕成一只猪。 连吃带玩。 张士彦是老大哥， 他已经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 到文化用品公司上班了。 每次他来看我们， 总是带一瓶 “中国红” 。 大家齐声喝彩。
那个时期， 我写了一本短篇小说， 也许受了海明威早期小说影响， 风格比较像散文， 情节性不是很强。 记得有一篇是根据王东白讲的一个真事， 发展变化而来的。 写的是一个日本女孩， 在中国长大后邂逅一个中国男孩的故事。 另一篇是关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的故事。 有次， 我哥碰巧翻到我这篇小说， 他大惑不解， 问我： 想说明什么问题？ 我说这没法说清楚。
十一
那时候， 我哥哥正在 “哈军工” 上学， 他在党内还是个干部。 戴晴开玩笑说： 他是我们上级。 他们暑假回到北京， 和我们一起玩。 他们听说我爱朗诵， 晚上在颐和园长廊， 我先朗诵老马的， 然后朗诵艾品雅的《自由》、 《贝里》……他们大为惊奇， 可能我们接触的文学不是他们熟悉的， 而是另类。 戴晴当时也喜欢文学， 正在熟读《红楼梦》。 那是， 我们的趣味是有些差别， 似乎我们那伙人太 “现代” 了。 我估计那会儿， 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位法国诗人。 这些大哥哥、 大姐姐们的关心与宽厚， 使我感动。 但我并没有给他们念我那些 “不合时宜的” 怪诗， 也没告诉他们我们有那样的沙龙。
我们那时有两套系统， 一套对付社会， 一套是我们自己的游戏。
有一次， 在展览馆餐厅门口聚会， 吴尔鹿和牟敦白与我谈起， 到底我们写的东西， 到了什么水平？ 是文学青年的习作， 还是已经可以算是成熟的文学作品？
我们争来争去， 后来决定， 一个月后， 每个人拿来一篇新作品， 既要有自己的风格， 和自认为有艺术性的作品。 同时， 也不触怒社会， 然后投给《人民文学》， 投石问路。
一个月后， 我拿来了《进军号角》， 很受老马未来派风格的影响， 是首政治抒情诗。 但是艺术必须走出一条新路。 在那时， 也必然要先批判西方没落的艺术。 同时， 也写了毛泽东。 但没有从感恩的角度来写， 而是试图从一个人、 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赞颂一个质朴的人。
我忘了别人写了什么， 总之， 大家同意投我写的这篇。
必须说明， 那时候我们 “太阳纵队” 不是一个政治组织。 秘密写诗， 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 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 “现政” ， 对抗当局。 我们既不是革命， 也不是反革命， 只是不革命而已。
我们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话说： 从我们自身角度， 诗人是天生的革命者， 天生的叛逆。 但和无产阶级的集体性的团体革命， 是不一致的。 可以说《进军号角》， 是用老马式的语言， 阐述我对文艺必须革命的愿望。 当时， 有个错觉， 认为党内官僚系统是下面搞的， 而毛是诗人， 周是智者， 他们心里是清楚的， 可改变不了整个官僚系统。
我这首诗， 没有通过任何关系， 而是像千百投稿者那样寄给《人民文学》的， 未曾想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大概两个星期后， 我的干爹朱丹伯伯来电话找我去。 先插一句， 朱丹伯伯是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 因为他自己没有小孩， 就计划把我过继过去。 后来， 他妻子有个亲戚的孩子也过继了过来， 我就成了哥哥。 后来就改为 “干儿子” 了。 他原是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 特别爱开玩笑。 知道我去看他， 传达室问我和他什么关系， 我张口结舌。 他说： 下回再问你， 你就说 “太子乾天下” ！ 从这里， 可以看到他的豪爽与幽默。
我一到他家， 看见冯牧先生也在。 朱丹伯伯见了我激动地说： 怎么你写东西也没告诉我， 也不拿来让我们看看就直接寄出去了？ 我嗫嗫嚅嚅不知如何回答。 后来鼓起勇气说： 自己写的东西， 好不好还不知道， 不想借您的力量去帮忙。 冯牧先生淡淡地一笑说： 现在年轻人真厉害。
他们告诉我， 这首长诗在文艺界上层引起很大震动， 下期《人民文学》就要全文发表。 发表以后， 很难想象是什么影响。 朱丹伯伯又兴奋， 又担心， 因为当时文艺界正处在一个进入敏感时期的关键时刻。
后来《人民文学》一位姓雷的编辑找我谈了谈， 他见我这么年轻， 颇为感慨。 说让我改一些小错。
这个消息， 不知从何途径也传到中央美术学院。 那时候对能够凭自己冲入社会， 得到承认， 就觉得是 “天才” 了。 于是人们开玩笑， 把我也列人美院十大才子之列。
“太阳纵队” 的人， 也都兴高采烈， 认为我们这几年的苦学苦练也终于被社会承认。 所谓也够 “公认水平’了。 可见， 那时我们也并不刻意与社会相左。 还有年轻人的虚荣心。
可这一段如果真的 “如愿以偿” ， 我们会不会也登堂入室， 弹冠相庆， 就此被收编为 “御用文人” 。 是有那种可能性， 其实， 党组织没有我们自己那么天真。
那首诗， 始终未能发表。
第一， 正好文艺界开始批判 “中间人物论” 、 “人性论”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 ， 而邵筌麟首当其冲。 后来才知道， 是邵筌麟签发我那首诗的。 第二， 后来听当时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的女儿告诉我， 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 把我描绘成一个流氓般的 “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
我的名字和 “坏人” 相等。
你想， 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被他们相中。
十二
在明白即使你的作品合了当时社会的 “格” ， 人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 于是， 我们决定自己出手抄杂志。
因为， 知道这是非法的， 所以， 只是在我家小规模地试行。 我父母也参加了， 他们的思想在当时， 也实在超前了。
其实出版方式也很简单， 大家都用同样大的16开纸， 稿纸和图画纸都行， 留下装钉线就行了。 当时参加的还有陈乔乔、 耿军、 邹枫、 张大伟、 蒋定粤、 张寥寥等。 谁主编谁来设计封面。 我主编的那期封面是铁栅， 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 自由。
也许， 那是一种预感， 一种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惑状态。
那期我记得乔乔写的是回忆童年的诗， 那风格比较古典。 耿军是漫画连环画， 是讲当时恋爱的几大戒律， 十分有趣。 邹枫和蒋定粤都是抒情散文， 比较古典。 张大伟是怪异的梦幻录， 还有光怪陆离的插图， 很受象征派或有爱伦堡的恐怖气氛营造痕迹。 张寥寥画的讽刺漫画， 画上有河马等等， 十分可笑， 而河马正好在撒尿， 而尿下有一棵小小的树， 旁边写 “劲松” 。
我是用两种不同风格画了两张画， 写了两首诗—— “对春天不同的解释” ， 一边是用古典风格， 另一边用现代风格。
“文革” 一开始， 我们马上请蒋定粤把这些期杂志藏起来， 后来似乎在她家也不安全了， 就转移到理召女士家里去。 再后来， 她也保不住了， 只好付之一炬。
十三
1966年， 袁运生的画、 “太阳纵队” 组织、 秘密聚会、 与法国留学生交往、 我的诗、 我的政治笑话——种种原因， 我被抓， 我逃跑， 我被通缉……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之际， 在送给王东白的本子扉页上写下： 相信未来。
当我逃到南方的时候， 甘恢理写下伤感的别离诗《我不相信： 你真已离去》。
当时， 人们传说我已经逃到了海外， 其实我只是逃到了杭州。
后来， 我又被抓回来， 先关在学校， 后来就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被无数次审讯。 他们一再追问那个 “反动组织” —— “太阳纵队” 。 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 他们甚至在中央美术学院开了一个展览会， 向人们展示我已经是反动艺术的追求者， 已经走了多远。 那些东西或许至今还保存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室里， 或许早已焚为灰烬。 于是， 我成了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的 “领袖” 。 一个没有作品的诗人。 p/>
附录：
我想把当事人今天的情况， 简述如下， 也许会对研究者有用：
一、 张久兴： 我的案子发了以后， 连累了在军队中服役的他。 他被整得很惨， 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
二、 甘露林： 后来上军事外语学校， 在军中也被整。 于1972或1973年自杀身亡。
三、 于植信： 后在天堂河农场改名于铁生， 被送到新疆农二师。 80年代末回北京， 在工艺美术馆当保卫， 后提前退休。 写很多电视剧、 电影剧本， 但不合时宜， 未被任何地方采用过， 现仍然在写。
四、 张新华： 现为中国农民美术协会秘书长， 自己一直在画画， 也曾到匈牙利和美国展览。
五、 张振州： 现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工作。 翻译许多关于自然的电影片， 如《动物世界》。 没有再写作。
六、 董沙贝： 现旅居日本， 在一所大学教绘画。 现在他热中摄影和国画。
七、 吴尔鹿： 现居纽约和北京。 是著名画商， 同时也写艺术评论。 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美术史硕士。 在北京开有画廊。
八、 张润峰： 听说搞出版发了小财， 后开文化书店。 周围有文学青年圈子， 未见有创作。
九、 杨孝敏： 因我们案子影响， 一直在工厂当翻译， 现病退回京， 个体翻译工作者。 也翻译艺术评论。
十、 蒋定粤： 现居洛杉矾， 是医生。
十一、 牟敦白： 又名小白， 是唯一横跨两大沙龙的健在者。 这些年一直在写作。 在如《南方周末》等国内刊物， 写焦点报导。 如《陈衙内何许人也？ 》（陈小同）。 也写地下文学回忆如《X诗社回忆》等。 现在内贸部当土木工程师， 业余笔耕不辍。
十二、 巫鸿： 芝加哥大学中国美术史讲座教授。 有时画画， 有多部美术史论著作问世。 有本关于汉画象砖的论著获得美国亚洲学会奖。
十三、 甘恢理： 后任中央民革秘书（或副秘书长？ ）， 一直想把 “太阳纵队” 的作品整理、 出版出来。 不幸英年早逝， 未能如愿以偿。
十四、 郭路生： 现在北京， 还一直写诗。 住在精神病疗养院里。 我们有时接他出来， 在我家畅谈往事。
十五、 张大伟： 在北京实验中学教高中语文。 依然坚持写东西， 但很少发表。
十六、 张寥寥： 在北京一文化公司当编剧。 他依然在写东西， 时为公司拍片用， 时为自己高兴。
十七、 王东白： 身体不好， 提前病退在家。
作者简介：
张郎郎， 美籍汉语作家。 1944年出生于延安， 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文化大革命” 初期困组织文学沙龙 “太阳纵队” 被判死刑缓期， 坐牢十年， 出狱后曾经商， 现主要从事小说及回忆录创作， 亦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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